我们一万年前的祖先，生活主题是和其他哺乳动物手足相残，偶尔捡点野草吃。一千年前的祖先，生活主题是用铁片刨地或互殴，有空就生孩子。一百年前的祖先，生活主题是成为机器的配件，将扳手的用法刻进基因。

今天，我们的生活主题是听命于发光的镜子——和百年前的祖先相比，只有两个关键变化：生产力决定资源分配，以及随时在线。

我们生活在独特的时代。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称之为“优绩主义时代”：社会资源的分配越来越依赖于个人能力和表现，甚至表现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倾向。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那本《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中写道，现代社会形成了新的工作伦理：工作不再仅仅是谋生手段，而成为自我实现和社会认同的重要途径。

而无处不在的网络和屏幕则带来了新问题：我们该如何在保持竞争力的同时，避免陷入倦怠和异化？

image

知识工作者是新物种

早在 1999 年，彼得·德鲁克老爷子就预言，提升知识工作者的生产力将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管理挑战：知识经济时代，组织的竞争优势就依赖于知识工作者的表现。

而知识工作与传统体力劳动有着本质区别。

最重要的差异在于，知识工作者拥有最核心的生产资料——他们自己的大脑和知识。这不是一台标准化的、可以更换操作员的机器，而是独特的、难以复制的资产，且彼此差异巨大。Netflix 创始人和前 CEO 里德·哈斯廷斯在他那本《不拘一格》中写道：“（比尔·盖茨）经常引用这样一句名言：‘一名优秀车工的工资是一名普通车工的好几倍；而一名优秀程序员写出来的代码比一名普通程序员写出来的要贵上一万倍。’”

其次，决策能力成为知识工作者的核心能力。我们都需要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做出决策，在信息过载中找到关键线索、做出正确判断，而这需要持续练习和迭代。也就是说，每个知识工作者其实都是自己的老板——我们需要规划自己的能力提升路径，管理自己的时间和注意力，甚至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做战略决策。

而且，知识工作者的工作质量还和身体与情绪状态密切相关。熬夜和加班对提升工作质量效果相当有限——我觉得，“996”与其说是为了提升产能，倒不如说是为了避免员工有时间有精力思考。

这些特征意味着，我们需要总结一个新框架，来理解和提升知识工作者的生产力。这个框架需要考虑人的认知特点、能量管理、知识更新，以及在不确定环境中的决策能力。

让我们先借一点来自其他学科的智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流行过“老三论”、“新三论”的说法，指的是几种重要的系统科学理论体系。其中“老三论”指的是：信息论 (Information Theory)、控制论 (Cybernetics)和系统论 (Systems Theory)。

从最终产出结果的角度看，知识工作者可以视为自适应的信息系统，用老三论来分析正合适。

配图由 FLUX-dev 生成。

本周的成果

  • 勉强完成了工作
  • 尝试做了点别的工作
  • 和 AI 的配合有了点进展

本周的改变

  • 生病了
  • 变胖了
  • 衰弱了

做得还不错

  • 完成了工作
  • 休息得不错
  • 有点进步

做得不太好

  • 生病了
  • 没有运动
  • 效率低下

下周的目标

  • 恢复健康
  • 提升工作效率
  • 运动